故乡的土墙瓦房

　　母亲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板桥乡，现在已经八十二岁了。除了身子稍有一些驼、牙齿不好、记忆力下降以外母亲的味口很好，每餐能吃两小碗米饭，手脚还挺利索。几十年来母亲从来没有做过体检，但身体总体还不错，药吃得少，几乎没进过医院。这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不小的福气。父亲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双堡乡鱼箭村，比母亲大些月份，体魄强健、臂膀宽厚，平常语言很少，但为人坦诚。板桥乡离双堡乡大概有十三公里路程，都是仁寿县比较偏远落后的乡镇，那时还没有通公路。我十岁时去过一次板桥乡，外公在我还没有出生就去世了，外婆在我1岁多时去世了，她去世时我正与外婆睡在一起。母亲说：“舅舅身体不好，你带只公鸡去看看。家里还有农活，我就不去了。”带着这样的使命我早上六点就出发了。五月的早上空气清新、微凉沁脾，正适合赶路，我一路跳蹦一路哼着小调。天边染着淡淡的橘粉霞光，薄雾轻轻笼着田野与乡间小路，稻田里的禾苗挂着晶莹的露珠，青翠欲滴。路边的野草舒展着枝叶，几声清脆的鸟鸣从林间传来，晨光柔和地洒下来，放眼望去，远山含黛，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走走停停地约摸过了四个小时，终于到了舅舅家，阳光变得更加明朗温热，衣衫被汗水濡湿了一片，公鸡也被颠簸得精疲力尽。舅舅摸着我沁满汗珠的额头，十分心疼：“辛苦高娃了，妹妹把你教得好，以后一定会有出息。”于是舅舅把公鸡宰了，用土豆去红烧，汤汁浓郁鲜香，我大口吞咽，吃得酣畅淋漓。一抹油嘴，我带上舅舅送的两包红糖、一筐土鸡蛋，收获满满地踏上归程。

　　高娃是我的乳名。我之前曾有两个哥哥，都因病先后夭折了，我自然成了老大，小我四岁的弟弟自然成了老二。有一次，我用弱小的身体背着弟弟上山找母亲，居然不小心把弟弟掉进了废弃的沼气池，好在村民们及时赶到才将奄奄一息的弟弟救出。我刚生下来，奶奶给我起了高娃这个乳名，希望我无病无灾，长得高大健康。一直到现在，村里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名字，但一说高娃无人不知。在我出生前四年，经人介绍，母亲从板桥乡远嫁父亲。那时候条件很差，结婚没有彩礼，没有仪式。在父亲初中辍学后就当石匠攒了一些钱，建好土墙瓦房，这就是家了。我们的房子一共有七间，一间堂屋、一间厨房、两间卧室、一间猪圈、两间堆杂物。父亲考虑如果以后我和弟弟都在农村，房子肯定不够，特意留了两间房的地基便于扩建，但至今仍未派上用途。当年建房时就地取材，挖黄黏土掺一定比例的稻草节、少量石灰粉，混匀后一层一层夯筑成形，晒干后不开裂、不脱皮、耐雨水冲刷。土墙厚约一尺，夯得结实，夏天隔热，冬天保暖，住着舒适。盖房用小青瓦。小青瓦的烧制采用了手工制坯+土窑柴烧+闷窑渗碳的本土传统流程，其硬度和防水性较好，但由于环保、新材料替代等原因这一传统技艺几乎失传。我们的房子是独家院子，院子内平整了一块坝子，用作新收玉米、稻谷等农作物的晒坝，也是儿时斗鸡、捡子、过马、老鹰叨小鸡的游玩场所。院子坐北朝南，背靠荣威山，面向广阔农田。门前有一条小溪流向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我们叫它双堡河，属于沱江水系支流，承担灌溉与生活用水，是养育我们的母亲河，也是儿时钓鱼、游泳的好地方。父亲还在屋后打了一口水井，以备河水干旱缺水之用。这样的院落，远离尘嚣，暖日滋养，清风穿堂而过，土墙生温，青瓦含情，一切都那么本真、安然，珍藏着川中丘陵最质朴的温柔与静好。土墙瓦房与家是形与神的辩证，是物与心的相守。土墙瓦房是家的避风港，没有家它只是一栋缺乏灵魂的冰冷建筑。家是烟火的底色和岁月的归处，它无关居所的简陋与繁华。家是遮尘世风雨、挡人间酸苦最安稳的栖处，是心心相念的牵绊，是游子走遍天涯海角也想回头的方向。

　　我在这栋土墙瓦房整整待了十三年。后来我考上了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再后来参加了工作，很少回来。后来弟弟考上了村里走出的第二个大学生，再后来参加了工作，也很少回来。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也很少回来。母亲成了常年守护着这个土墙瓦房最亲密、最忠实的主人。母亲用她弱小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家。她亲自种着近两亩的田地，主要有玉米、小麦、水稻、红薯。还养了很多的鸡、鸭、猪。这些都不值什么钱，但靠自己的劳动换得了一些价值。母亲觉得还不够，去村里砖厂挑砖还可以挣些钱，那时大概一匹砖一分钱。我看见挑砖的筐快比母亲还高。母亲文化不高，但她一直认为教育最重要，会让我们走得很远。邻居刘叔叔从事养鸭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村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看电视，在刘叔叔的院坝里挤满了人，李子树上也站满了人。我记得每晚播一集《霍元甲》，四川电视台已经告知“明天再见!”，但大家意犹未尽仍不愿离开，傻傻认为今晚还会继续播放。第二天晚上继续播放《霍元甲》，好奇而幼小的心灵抵制不了精彩武打片的诱惑，我丢掉课本快步抢占最佳观看位置。母亲终于忍不住沉下脸，用棍条把我打回了家：“第一次放过了你，没想到这么贪玩。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读书的年龄就是读书。以后有出路了我们也买台电视机，让你看个够。”母亲的骂声伴随着刘叔叔家正播放的《霍元甲》传来的拳脚声，我睡着了。我在村小读的小学。村小条件很差，课凳和午饭都是自己带去。遇到考试我就会紧张，每一次考试前母亲会煮一个鸡蛋：“赶紧把这鸡蛋吃了，考试就不心慌、手抖。”有一次挺灵验，居然考好了，但母亲反而高兴不起来：“还早，骄傲了要栽跟头。”每一次下午我从学校走回家，母亲还在山上干农活，她会把晚饭热在刚煮过的猪食上，饿了的我会闻着饭香夹着猪食味道。高考刚结束，我扔掉了所有的书。母亲走了五公里远路来接我回家，她眼里带着期望的目光。我怕母亲失望，我说考上了，她有一些疑惑，考大学哪有那么容易。当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才感到多么后怕。母亲盯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转身走了：“我要去挖土了。到重庆读大学，好远。以后少回来，多学点本领。”我考上的是西南农业大学，国家对农业专业免去了学费，每个月还发一些生活费。母亲知道在外要花很多钱，不时会寄些零花钱来。大学毕业后我作为引进人才到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四川省阿坝州工作，离别时母亲第一次掉泪了：“高原上注意冷暖，多加衣裳。要对少数民族同胞好，不懂要多问。”母亲还会寄一些红薯、臭豆腐、土鸡蛋、鸭蛋和少有的鹅蛋，反正是她认为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都会第一时间寄过来。

　　父亲是这栋土墙瓦房的设计师和建造者，但因为常年在外打工，他最“疏远”这个最温暖的窝。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爷爷走得早，因为穷他初中课本还没翻完，就辍学背着书包回了家，拿起锄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村里人都说：“可怜了老张家这个老大，读书是颗好苗子。”夜里父亲会偷偷拿过书包，翻开课本，好像他还在学堂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父亲与母亲结合后便有了这栋土墙瓦房。住进新房的早晨，第一缕阳光从瓦缝里漏进来，落在土墙上，像撒了把金粉。父亲站在院子里，看着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小家，他的肩膀更沉了。除了种家里的几亩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当石匠、跑建筑工地。我去工地找过他一次，看见他挥着锤子砸石头，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开的石块溅起粉尘，他连口罩都没有，就那样吸进肺里。后来他把石块捆在背上，近两百斤的重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粗麻绳勒在肩膀上留下一道红印，像是刻上去的。那时我们都不知道，那些吸进肺里的粉尘会变成后来折磨他一辈子的尘肺病。和他一起当石匠的人，大多五十岁左右就走了，只有父亲，凭着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的硬习惯，凭着凡事不往心里去的宽性子，硬是多撑了几十年。他挂在嘴边最多的话就是：“和气生财，宽心长寿。”村里谁有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帮完了也不求回报。也正因如此，父亲的人缘很好，走在路上谁见了都会喊他一声“张师傅”。父亲没读完初中，却把“读书”两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我和弟弟的启蒙教育，都是他手把手教的。晚上他从工地回来，再累也会坐在煤油灯旁，教我们识字、算数，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划写“人”字，说：“做人要像这字，站得直，行得正”。他还总往学校跑，问老师我的学习情况，如果表现好他就会从口袋里摸出五元钱，塞给我当奖励。有时候还会带回工地食堂剩余的馒头或是工友送的橘子，自己舍不得吃，全留给我。1994年我将参加高考，学习很紧张，压力山大。这一年，父亲正远在云南省昆明市打工。他写来信：“我回来陪你一段时间。”我怕影响父亲的工作，也怕给自己增加无形的压力，坚决不同意父亲赶回来。后来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非要亲自送我去学校。到了学校他帮我铺床，把被角叠得整整齐齐，还叮嘱道：“在学校要好好吃饭，别省钱。”离开时，他站在宿舍楼下，看着我，嘴动了好几次，最后只说：“有事给家里写信。”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在车站偷偷抹了眼泪，因为他一辈子没踏进过大学校门，而他的儿子替他圆了这个梦。那些年，父亲为了供我们上学吃了太多苦。在深圳打工时，他连续几个春节都没回家，其实是怕回来一趟要花费很多路费，担心我们的学费没着落。母亲说，父亲在深圳时还会捡纸箱、塑料瓶卖钱，攒下的钱一分不花，全寄回家。有一次他寄钱时，顺便寄了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母亲拆开时发现袖口破了个洞，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娃们要是缺啥，就买。”我摸着那件衬衫，想起他那双布满老茧、带着伤疤的手，突然就哭了。那是他用多少力气、流多少汗才换来的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啊。小时候，我总喜欢骑在父亲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又宽又结实，我坐在上面能看见很远的地方。他会扛着我走亲串友，遇见熟人就笑着说：“这是我家的高娃。”语气里满是骄傲。他还总教我们：“人再穷志不能穷。”“要靠自己的手挣钱，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碰。”有一次邻居贺阿姨家的鸡跑到我们家院子里，我想留着，他却亲自把鸡送回去，还跟邻居道歉。他也懂得感恩，谁帮过他，他记一辈子。有一年我们家收成不好，邻居王爷爷给了我们一袋粮食，后来父亲特意挑了最好的玉米送了过去，说：“不能欠人家的情，知恩图报”。可是父亲对自己却总是很“抠”。他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最贵的一件外套还是我参加工作后给他买的。他没坐过一次飞机，说：“火车便宜，还能看风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连买菜都要货比三家。可对我们，他却从不吝啬，尽量满足我们的衣食住行。父亲七十九岁时尘肺病越来越严重，咳嗽得厉害，走路都没力气，还几次晕倒。住院时，医生摇摇头：“只能尽量减轻痛苦。”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瘦得不成样子，可看见我却笑着说：“我没事，很快就好了。”他从不说自己疼，也不喊苦，直到最后，他都没跟我们说过一句难受。他怕影响我们的工作，怕我们分心。父亲八十岁的那年6月6日，日历没有再翻过去。那天的风很轻，轻得吹不动窗台上的绿萝;世界静得可怕，连钟表的滴答声都像被掐断了。我看着父亲安详地躺在床上，他那曾扛起过近两百斤石块、撑起我们一家生计的肩膀，像是终于卸下了八十年来所有的重量——那些责任、压力、苦楚，都随着最后一口呼吸，悄悄飘散到空气里。

　　这栋土墙瓦房从来没有大规模翻新或重建，一直都是小修小补，它经历了五十五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屹立不倒。村子里的其他土墙瓦房已经被轰然推倒，全部建成了坚固的钢筋水泥房，唯有这栋土墙瓦房揣着入骨的执念，褪去尘俗的雕琢与迎合而孤傲地存在，哪怕再过一百年我们还清晰记得它原来的模样。父亲因为得了尘肺病到了六十岁就没有外出打工了，为了方便看病搬进了眉山城里，母亲的主要任务是照顾父亲。父亲离开后葬在了屋后，母亲又回到了阔别二十一年的这栋土墙瓦房。这斑驳的土墙瓦房，是爱情落地生花、温柔相守的故里，是生命悄然孕育、血脉延续的摇篮，是家从生根发芽到枝繁叶茂的肥沃土壤。叶落归根是生命的轮回，万物皆有根，人生皆有归。生命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