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况论中国书法艺术】论仓颉造字与甲骨文的逻辑关系

　　仓颉造字，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原典，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段缥缈的神话。它承载着中国先民对中国文字诞生最朴素而崇高的想象，是一种“文明的寓言”。而甲骨文的惊世再现，则如同一道穿透三千年迷雾的实证之光，将传说照进了现实，使中国汉字的源头从飘渺的云端，落到了可触可辨的土壤之中。二者一为浪漫的集群心史，一为确凿的物化信史，共同勾勒出中国汉字起源“神话与实证”的双重叙事逻辑。遥想殷墟甲骨之光，感怀仓颉开天之功，我由衷感慨中国汉字的神奇、浪漫，以及它不可复制的文化品质。

　　传说中，仓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灵感源于自然万象的启示。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认知，那就是汉字的创生，本质上是先民对天地万物进行符号化概括与再现的智慧结晶。甲骨文，正是这种智慧最早的系统化呈现。其上承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的基因，下启金文、篆籀之脉络，其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已颇为完备。看那“日”字如圆轮中有一点，“山”字如峰峦叠起，“水”字似流水潺湲。所有这些想象，不正是仓颉“依类象形”传说的最有力注脚吗?传说赋予了文字创生以神圣的灵光与人格化的传奇；甲骨文则以千万片坚硬骨甲上的深情锲刻，实证了这种灵光如何凝结为稳定、可传承的文明代码的过程。二者在“观物取象”这一核心精神上，达成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进一步而言，仓颉作为黄帝史官的传说身份也很有意思，这与甲骨文实际主要作为殷商王室占卜记录的功能属性，在逻辑上亦形成了隐秘的呼应。传说中将文字的发明权归于史官，象征着文字从诞生之初，便与国家治理、历史记载、知识垄断紧密相连。而甲骨文的内容，涉及祭祀、征伐、田猎、气象、农事等国之大事，其使用者实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史集团。这绝非民间随意刻画的记号，而是服务于早期国家权力核心的、高度制度化的书写系统。仓颉“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的传说功绩，在甲骨文所展现的庞大而有序的占卜体系中，得到了历史的回响。它说明，文字的成熟与系统的应用，是文明步入高级阶段、权力组织复杂化的必然产物与关键标志。

　　在我看来，更为动人的是，从书写行为本身观之，仓颉“以树枝划地”的原始意象，与甲骨文以刀锥锐器锲刻于龟甲兽骨的最早的“硬笔”书法特征，构成了美学与技术上的逻辑传承。传说暗示了书写动作的“划”与“刻”，甲骨文则以其刀痕的爽利、结体的瘦硬、章法的天然，展现了原始硬笔书法的巅峰形态。记得郭沫若曾赞誉刻写者为“殷世之钟王颜柳”，诚为卓见。那每一道直挺的竖画，每一个转折的方劲，无不凝聚着书写者(刻工)全神贯注的腕力与心力，在敬畏与虔诚中完成了与神意的沟通。我认为，这与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所渲染的、文字诞生撼动天地鬼神的力量感，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是它们共同奠定了汉字书写最初的美学基调——一种源于镌刻的、质朴而崇高的力量之美。

　　因此，不难推论，仓颉造字与甲骨文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传说先于实物”的时间关系，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逻辑的互证。我觉得仓颉传说，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关键跃升期的诗意化总结与神圣化叙事，它确立了文字创造的哲学本源与文化地位；而甲骨文，则是这一叙事在历史尘埃中沉淀下来的、最坚实也是最辉煌的第一批证物。可以说，没有前者，中国汉字的源头将缺乏精神的温度与人文的想象；而倘若没有后者，那么这“源头”必将沦为无根浮谈。王懿荣先生于国运维艰之际的偶然发现，看似天意，然而其意义不仅是学术的，同时更是文化的。它犹如一道桥梁，让漂泊于传说之河的文明之舟，终于系缆于实证的岸边。

　　仓颉造字，是中华文明为自我起源书写的一则伟大“序言”，充满象征意义与启示意义；甲骨文则是这部文明巨著赫然在目的“首章”，真实而厚重。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理解自身文字起源的完整图景：一半是浪漫心证，一半是铁板实证。前者播种了敬畏，后者收获了确据。窃以为，此种“神话与历史互文”“传说与考古相证”的独特逻辑，正是中华文明记忆延续数千年而不绝如缕的奥秘之一。它告诉我们，文明的血脉，既流淌于口耳相传的集体想象里，也镌刻在可以触摸、可以辨析的坚硬载体上。而中国汉字与中国书法，正是这条血脉中最醒目、最不朽的印记。

　　作者简介：张况，著名诗人、辞赋家、书法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团委员、广东省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