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诗人的“全球在地”写作

　　全面系统地读陆健的诗歌，会叫人感到面对了诗歌王国的震撼与恐惧。近期读了《陆健域外题材诗选》（2023年12月香港中国诗书画出版社）及《陆健长诗选》（2025年8月纽约华侨出版社）之后，此种感觉愈发强烈，因为他的诗学疆域并不仅限于汉语文化的内部景观，同时将目光投向耶路撒冷的哭墙、俄乌战场、法兰西凡尔赛宫、日内瓦的神权政治、福岛的核废水、白宫的权力游戏、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伦多的枫叶与课堂。从1990年代初的《日内瓦的太阳》（七首长诗合集，1992年10月台湾诗之华出版社）到新近的《耶路撒冷》（2023年）《被羞辱的水》（2023年）《佩通坦·西那瓦》（2024年）《谁在瞄准哈维尔·米莱的头部》（2024年）《埃隆·马斯克们》（2025年）等作品，陆健持续三十余年深耕域外题材，用近20首长诗、40余首短诗，建构起一套令人瞩目的“全球在地”诗学——以中国诗人的文化根性与当代意识，介入全球性议题的书写。
　　所谓“全球在地”（glocalization），指的是将全球性视野与本土性经验相融合的书写姿态。陆健的域外诗绝非浮光掠影的异域风情录，也不是廉价的国际主义表态。他的写作始终带着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深厚的文史修养和独特的个人语调，在宏大的国际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现场，以诗歌进行着深度的意义勘探与大胆且缜密的表达。更值得注意的是，陆健在这些诗歌中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反讽诗学——他在处理权力、信仰、国际关系、战争、环保等沉重主题时，常常以机智的揶揄、出其不意的句式转折、雅俗碰撞的语言策略，拆解宏大叙事的庄严假面，使人在笑声中抵达更深的真相。
　　研究陆健的域外诗歌，不仅是对一位重要诗人创作版图的测绘，更是考察当代汉语诗歌如何回应全球化时代重大命题的有效路径。本文将以《陆健域外题材诗选》等资料为核心文本，从政治诗学、叙事性转向、反讽策略与文化对话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政治诗学：介入当代全球性议题的诗歌行动

　　陆健的域外诗歌最鲜明的特征，是对当代全球政治议题毫不回避的直面与介入。在这些诗中，诗人不再是中国传统文人“退藏于密”的隐士，而是以国际视野统摄、以诗歌为公器的公共知识分子。
　　《耶路撒冷》是这种写作姿态的极致体现。这部长诗以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为背景，通过巴勒斯坦男孩艾尼瓦尔的视角，展开了对这场延续七十余年冲突的诗性审视。诗歌的结构如同多声部的交响乐：有战火中的具体生命（“艾尼瓦尔，这个七岁的巴勒斯坦男孩/2023年10月7日分割了人类”），有冷峻的历史分析（“七十年前泊在阿拉伯海的船/迁徙，英国人的脑回路和尴尬”），也有对“以神圣名义”进行的杀戮的哲思叩问（“道德是微笑、哭泣，敢于说不/不惜流血、牺牲，砍头只当风吹帽/甚至有时道德就是指认对方不道德”）。
　　值得注意的是陆健处理这一题材的难度与方式。巴以冲突涉及宗教、民族、历史、地缘政治等多重纠葛，任何简单的站队都将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陆健的诗歌策略是将宏大叙事落实为艾尼瓦尔一家的具体命运——父亲阿奈斯拿着通行证去打工、哥哥巴赛尔既是“英雄”又是“恐怖分子”、男孩那句“我很可能长不大”的绝望自语。在具体生命的呈现中，抽象的冲突获得了肉身。
　　《弗拉基米尔的荒凉》处理俄乌战争，同样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洞察力。诗题中以荒诞的复沓——“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两个弗拉基米尔在对视”——开场，将普京与泽连斯基（二人均叫弗拉基米尔）置于同构的困境中：“他们看到对方身上/让人亲近让人厌恶的部分的他自己”。陆健不满足于描述战争场面，而是深入到权力运作的逻辑内部：“谎话是真理的另一个版本”“政治的正确性与新闻发言人/颜值之微妙关系”“投资、投票、投降，抉择/是要愁掉抉择者的头发的”。这些诗句将我们带到了国际政治波诡云谲的灰色地带，那里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历史的恩怨、利益的博弈和话语权的争夺。
　　《被羞辱的水——为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而作》则是环保主题的政治诗。陆健将日本政府的排污行为定性为“一个国家在二十一世纪/用另一方式开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引人注目的是诗的结尾——“水啊，有好生之德的水……我们对她怎样膜拜都不过份的水”——从控诉突然转向近乎祈祷的长叹，这种语调的转换昭示了生态危机的终极性：它不是某国某政府的错误，少数国家的不作为，而是隐含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自毁冲动。
　　在这些诗中，陆健展现了一种可贵的诗学品质：保持愤怒却不失智性的清明，情感饱满却拒绝廉价的感伤。他将诗歌从私人情感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回应时代重大命题的公共媒介。

　　二、叙事元素的有力介入：从抒情主体到故事讲述

　　陆健域外题材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诗中叙事性的大幅增强。传统诗歌（包括长诗）以瞬间情感的表达见长，而陆健的许多作品更接近“诗体叙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时间线索，甚至带有小说和戏剧的结构要素。
　　《枫叶上的比尔》（2006年9期《诗歌月刊》）是这一特质的最佳范例。这部长达数百行的诗作，以儿子的加拿大留学经历为主线，生动记录了跨文化语境中一个中国少年的成长历程。诗中有鲜明的人物群像：“色老头”瑞恩老师、“德国老妈”凯瑟琳教授、总是关机的“峰哥”；有具体的情节事件：罢吃抗议食堂餐食、用同学的头练理发剃成“花皮球”、成绩单与体温计的焦虑；甚至有分节标题如小标题结构（“一个超可爱的家伙”“美女和野兽”“中秋节的月光”），读来如同诗体小说。陆健通过这种叙事性的书写，将域外经验转化为可触摸的、普通中国人易于感受的生活细节，宏大的“全球化”由此落实为数不清的琐碎与真切。
　　《瑞克·瑞斯考勒的向上之路》（2017年）则是另一种叙事尝试。这首长诗取材于911事件中一位双子座大楼普通保安的英雄事迹，以“向上，向上，一个身影”的复沓句式贯穿全篇，营造出一种间接性轰鸣的节奏。诗中大量的动作描写（“台阶。攀爬不完的破损台阶/跳过断裂不堪的水泥板”）、场景切换（安全通道、烈焰中的办公室、赫德逊河边）和群像刻画，使诗歌拥有了极强的现场感。陆健在这里借鉴了电影叙事的手法：镜头的远近切换（从“制服”的特写拉到“宏伟的建筑”的全景）、声画的蒙太奇（“扩音器嗡鸣——I am Rick Rescorla”）、以及结尾的慢镜头效果（“他的身体越来越轻”）。
　　即使在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短诗中，叙事元素的作用依然清晰可辨。《伊藤美诚获得金牌》（2021年）以乒乓球运动员的竞技生涯为叙述主线；《顿巴斯：一个孩子在哭》仅仅三行，却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孩子、哭泣、母亲、战争，在极简的呈现中完成了故事的全部暗示；《小小土拨鼠》也是寥寥数语见人见物见事的篇章。陆健似乎对中国古典诗学中“赋”的传统进行了现代转换——将记录、敷陈、叙事的古老诗学功能，重新注入当代诗歌的肌体。
　　这种叙事性转向，使陆健的诗获得了更强的“及物性”——诗歌不再是抽象情感的容器，而成为记录时代、承载经验的介质。在全球化的经验场域的表达中，叙事元素的增加在此成为处理异质经验的有效手段。

　　三、反讽与幽默：解构宏大叙事的诗学智慧

　　陆健域外题材诗歌最具辨识度的风格特征，是其成熟而丰富的反讽诗学。反讽（irony）不仅是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话语策略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在看似肯定的话术中揭示其背后的荒诞，在幽默的表层下潜藏犀利的批判。
　　《裸体的特朗普》（2016年，见2017年3期《西湖》）是反讽诗学的极致展示。这首受到陈仲义、燎原等批评家激赏的诗，以特朗普裸体塑像的新闻为起点，以第一人称展开这位美国总统的大段自白。全诗的语气是一种夸张到荒诞的“自我展演与自我辩护”：“我的赤裸好像我在华尔街的账户……您可以查，他可以查，用你/犀利的眼神，用她美目盼兮的眼神”。“这就是‘个人自由’与‘众人民主’/的形象化阐释”。陆健让特朗普的话语系统自行运转，暴露出其内在逻辑的矛盾。这不是直接的讽刺，而更接近巴赫金所说的“戏拟”（parody）——以被讽刺对象自身的语言方式去瓦解它。
　　《安倍晋三之弈》（2017年，见2017年3期《中华风》）同样运用了复杂的反讽策略。全诗以“弈棋”为核心隐喻贯穿始终，将日本近代以来应对西方冲击的整套“脱亚入欧”战略，置于步步为营的棋局之中：“一盘足够大的棋，长考，读秒/布局，陷阱如弥天大谎”“棋手的左肩和右肩都是悬崖”。值得注意的是，陆健在这首诗中的语调并非简单的批判，而是混合着理解与警觉的复杂态度。他对日本民族“紧迫感，执行力”的认知、当今世界“崇尚美的国度已式微”的判断，都显示出一个观察者进入对象内部进行换位思考般的理解，再以反讽保持距离、保持紧张度的能力。
　　幽默也是陆健反讽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磕磕绊绊——致田原》是一首友人间的小诗，却包含着令人会心的幽默：“我开玩笑：日语啊，有点/像磕磕绊绊的汉语”——这是中国文化视角对另外一种语言的调皮想象；“田原是旅居日本的中国客/陆健是地球上的外星人”——一个更大范围的调侃消解了国族标签的严肃性。《对布莱希特先生一首诗的修改建议》更是直接的幽默出场：“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没错。可是如今有了反坦克导弹”——以当代军事科技去“修改”布莱希特1930年代的诗句，制造出一种跨时空的黑色幽默。
　　这种反讽与幽默的运用，使陆健的政治诗避免了说教和宣传的陷阱。在面对强权、战争、环境灾难这些沉重主题时，诗歌既保持了质疑、批判的锋芒，又不失艺术的弹性。陆健很清楚：最有力的批判不是直接的呐喊，而是在笑声中让被讽刺的事物暴露出其不合逻辑的本质。

　　四、中国性与世界性：文化对话与诗人身份的再定位

　　陆健的域外诗歌始终存在一个或显在或潜在的参照系：中国。这个参照系不是简单的文化自恋或中西对立，而是一种文化对话意识的自觉。
　　在《大吻·马车驮来的星座》（2018—2019年，见2020年3期《中国诗人》）中，陆健为路易十四与雍正皇帝设计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双人舞”：“一方落日如薰，一方朝霞似火/轮转。有时四方一片大雨滂沱”。这首诗的结构意义重大：一位中国诗人在同时书写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时，不是在比较哪一方更“先进”或更“文明”，而是让二者在同样的权力逻辑中彼此映照——“王者为上。如何比喻？脑袋，四肢/心肺肝脾，腹部，直到头发脚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东方和西方，都被纳入同一套权力哲学的分析框架之中。
　　《日内瓦的太阳》这首诗处理基督教新教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神权政体的历史，展现了中国诗人面对异域宗教政治议题时的态度。诗中以两位普通市民阿马德和艾萨克（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用不同视角交替叙说，呈现神权统治下的社会氛围。在信仰、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诗歌保持着复杂的平衡，既尊重宗教信仰的精神高度（“秩序，这生成于自然的事物/人群组织摹仿的对象”），也警示权力僭越的危险（“大师你那统摄一切/的欲念，把你摧残到认不出自己/的程度”）。这种面对异域宗教文化的开放而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正是跨文化诗歌对话的理想范式。
　　在《爱因斯坦的小提琴》（1991年）《仓皇的向日葵》（1991年）《劳伦斯与弗里达》（1991年）等以西方文化名人为题材的长诗中，陆健展现了一种以诗歌进行文化评论的能力。这些诗不是仰视西方名人的颂歌，而是平等的精神对话。《仓皇的向日葵》（1994年3期《十月》）以凡高的语调进行长篇自白，深入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饥饿，悬挂在我对面的/一根肠子，饥饿/你这全世界吃得最肥胖的家伙”——这是以凡高之口发出的对艺术命运的绝望呼号。
　　《太空中的1814400秒》（2014年11期《诗歌月刊》）为马航MH370失联者而写，将长达1814400秒（21天）的等待化为诗行。在这首诗中，“中国人、法国人、保罗·策兰的同乡/美国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被并置为“同一个祖国的人”，苦难成为超越国族的共同语言。诗的最后一段以近乎祈祷的语调收束：“那所有带翅膀的/都会离天堂更近/那所有用脚走路的/都会离天堂更近”——在当代汉语诗歌中，这样直接触碰人类共同命运的大型诗作，并不多见。
　　陆健的域外诗歌，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新型的中国诗人形象：他既不是仰视西方的追随者，也不是固守一隅的排外者，而是一个能够从容出入于多种文化之间的世界公民。他的文化根性带来观察世界特有的角度和气质，但这种“中国性”不是画地为牢，而是深度对话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健为中国诗人赢得了尊重。

　　五、长诗的控制力与诗歌形式的开放性

　　从文体角度看，陆健的域外诗歌展现了对多种诗歌形式的掌控能力，尤其是在长诗领域表现突出。《耶路撒冷》以编号分段的方式展开，各段落不分节而是一气呵成，长篇独白中穿插着多重视角的切换：艾尼瓦尔的视角、历史叙述者的视角、国际政治分析者的视角，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结构。诗句长短错杂，有时以短语急促推进（“心中有猛虎。枪口，炮口闪光”），有时以长句展开复杂的历史叙述。这种节奏的变化赋予了长诗类似交响乐的韵律。《被羞辱的水》则以密集的意象堆积和排比句式营造压迫感：“水，我们身体里的水，我们/血液里的水。我们脑细胞里面/的水，我们航空舱中救命的水”——对“水”的无数指称和呼唤，构成了近乎祈祷或咒语的效果。《弗拉基米尔的荒凉》采用更松散、更接近意识流的写法，场景在克里姆林宫、顿涅茨克前线、北约总部之间快速切换，诗人时而走进人物内心（“他躲进那个叫巴夏的别名里/休息一会儿”），时而跳到全球视角（“北约的寒意阵阵来袭”），制造出后现代式的拼贴效果。
　　在短诗领域，陆健同样表现出丰富的形式意识。《顿巴斯：一个孩子在哭》（2023年2期《诗林》）仅三行，是一种俳句式的极简爆发；《没见过这么好的梅西》（2022年）以复沓句式——“莱奥·梅西还不够好”——建构全篇，这一句式随着比赛进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从赛前的悬念到最后亲吻奖杯的圆满，读者在重复中感受作品情感的层层累积；《夤夜，再读博尔赫斯》则以谦卑的语调——“你的智慧常常对我/进行降维打击”——开篇，将大师与读者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幽默的自嘲，全诗短小却余韵悠长。
　　陆健还尝试了一些更具实验性的形式。《花莲（13首）》（2018年4期《文学港》）是一组松散的旅行组诗，每首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记录从高雄到台北的台湾行旅。《南加州点滴》（2014年《芳草》）则几乎是一种诗歌化的田野笔记，以散文诗的片段记录洛杉矶见闻，有种看似不经意的精准：“所有人相遇，相互之间都会颔首一笑，问一声好。包括流浪汉也是，如同绅士”。
　　这种形式的开放性表明，陆健的诗歌工具箱相当丰富。他既有写大型国际题材长诗的格局与魄力，也有在短诗中精准犀利、一击即中的能力；既能够以精彩且简洁的叙事展开千行篇幅，也能在俳句般的克制中抵达深意。
　　陆健的域外题材诗歌，体量巨大，佳作连连。其题材涉猎的广度，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也没有哪位当代外国诗人能出其右。起码，他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种可贵的范式，为当代汉语诗歌打开了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在私语化写作泛滥的时代，重申诗歌介入公共事务的能力；在形式主义至上的风尚中，坚持诗歌与时代、与人心、与具体生命经验的紧密关联；在身份政治和文化对抗的话语中，展现了一位中国诗人从容行走世界、自由对话多种文化的可能。
　　当然，陆健的域外诗歌也存在值得讨论的空间。部分诗作的信息密集度过高，可能在历史细节的海洋中让纯粹的诗意被挤压；某些反讽与幽默的使用，对于不熟悉当代国际政治、异域文化的读者而言，需要更多的知识准备；长诗的结构有时偏向于散点透视，统一的诗意推动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但这些探讨本身就证明了陆健诗歌的丰富性——有质量的写作，才能引发持续的对话。

　　2026年4-5月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