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以自己之眼观物，以自己之舌言情——评梁平诗集《一蓑烟雨》

  所谓“诗史”，核心在于“以韵语纪时事”，其精神是“要求诗歌创作具有历史叙述的意义”。有学者强调以诗证史，注重诗中年月、地理、人名的考据，至清初“诗史互证”的方法愈发成熟，视诗为史，以诗存史。诗歌创作若过度以历史为目的，亦有失“诗”之本义。诗歌不是历史的注释，而具有独立的文学性，“诗史”传统本身也包含“情”“志”传统。
  因此说，对于“诗史”问题，最需争辩的并非是否“以诗书写现实”，而是如何处理“纪事”与“抒情”“风人之旨”，“实录”与“凿空”“蕴藉之音”的关系。中国古典诗学对“诗史”认识的曲折之处，也正是当代诗学值得回应之处。诗史传统在当代诗学中，转化为实录、及物、个人写作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已不再是传统印象里感时忧国的单一范式，其中不乏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范例。2023年，梁平的诗集《一蓑烟雨》出版，其诗轻逸、从容，有“凿空”之诗趣，而又真纯、质实。我们不应只从中看见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亦当关注诗人所说的“进入现实的能力”，如诗人借用王国维评价纳兰性德的话“以自己之眼观物，以自己之舌言情”。
  诗史传统是个体、群体在不同时代、历史、生活经验中的动态诠释。诗人西川曾写到，从20世纪90年代诗坛兴起的“杜甫热”到当下，当代“诗史”写作在处理诗歌与现实关系时，更倾向于一种“及物性”，诗歌应当关注历史、公共事件与个人日常经验，但这种关注不仅是反映论意义上的关注现实，更包括写作本体与历史现实的多种互动。

  梁平的《一蓑烟雨》即呈现了这种“诗史”写作。这首先表现为诗人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观察、思考、解读、把握新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质、新质和异质”，主张“以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真情实感，真真切切地触摸这块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这种观念承担了个体对世界的公共关怀，现实世界是阿伦特所言的“值得注意的中间王国”，在这里私人利益、经验关涉公共生活和社会责任。
  在《粮食问题》中，诗人叙述粮食从“果腹”到“吃好”的历史，并发出“风调雨顺”“粮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长远的祈愿。《天鸽袭港》以近乎新闻纪实的笔触，描述台风“天鸽”的具体经纬度、风速等信息。“我”和“老蔡”室内互发消息的温情举动，与室外“风起云涌”形成巨大反差。灾难不只是人们亲身经历的物理冲击，也增加了通过屏幕感知的视觉痛点。这首诗是通过真实自然灾害隐喻当代人际关系：“台风”是当代社会一种内在“暴力”的外显，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和“老蔡”互相的信任、陪伴与等待无疑更显珍贵。
  另外，“诗史”书写也体现在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方法上，既包括关于地域、文化、年代、重要事件的知识梳理，也表现为一种厚重的情感和责任。诗人关注的是“在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让诗歌不再飘忽如云”。其中很多作品直接以历史掌故、人物、地理、风俗为题材，如《与薛涛比邻》《扬雄》《蓬安两荷塘》《相如与文君》《苏小小》《柳如是》等。此外是个人与历史文化场景的互动，这类标题往往包括一个连接人与历史的动词，比如《大雪天谒萧红故居》《缙云山听雨》《在绵山我看见了介子推》等。还有对历史现场感的呈现，譬如《苍溪》向我们呈现了1935年红军“一夜西渡”的壮烈事件，诗歌结尾“一只浅灰色的鸽子”的闯入，更增添了历史的肃穆。《贝尔格莱德的痛》聚焦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面对消亡的生命，“贝尔格莱德面无表情/比鱼的记忆更短暂。”《旧时光》里，诗人书写“纸上的民国”“末代皇帝的辫子”“后海的斑竹笔”，看似日常的旧时光，充满了诗人对历史的文化反思。
  除直接书写历史之外，“我”所在的琐碎的“生活流”中，也拥有历史的厚重。诗人曾认为，“我”是出入世界的“切口”，是佩索阿所说的“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正是诗人构建“个人历史”的场所，“我”通过广阔的“鱼眼镜头”，“深深地闯入到事实中”。《五里坡》中，“我”在日常散步中，“认识”了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挖地三尺，我和那个俄国人/还在煤油灯下，一火如豆”。《书房里》的“我”则“认真翻检我的文字”，用“仙人掌”让“文字里的花花草草逃之夭夭”。《等一只靴子落地》中，诗人通过日常活动进入历史，从叙述“靴子落地”“不关心尺码”“不在乎声响”，到“昨夜梦见陶渊明，/布衣呼应山水”。梁平的写作不仅在于叙事的实录，更以个人的经验“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它超出日常叙事逻辑，包纳个体可以随时进入的宏阔的历史时空、可以任意偶遇的历史人物、真正的人情冷暖、奇崛不合常规的想象，“揭示生存，眷恋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正如诗人陈超所言，“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亦如诗人梁平自己所言，“《一蓑烟雨》披挂的烟雨都在‘小楼’之外”。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