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望与精神唤回

　　胡丘陵是当代诗坛的长青树之一，作为一位兼具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其视野一向开阔，具备围绕历史事件施以现实关怀的文学自觉，因此既有《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戴着口罩的武汉》《诗志：1921—2021》等长诗作品，也有《症候分析：文学增值批评》等锐利评论。从其自身的创作脉络中看，《八十三个乡亲》确是其诗学的转变，这昭示着胡丘陵的目光从“史诗”的磅礴立场聚焦于到更具体、琐细却耐人寻味的人和事。因此，其意义不只在于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梦幻桃源，还在于通过八十三位乡亲的生活剪影，重新激活了当代诗歌中的“村庄意象”，继而借由人物、事件、器物、伦理、记忆的多重交织，激活了乡土写作的传统，并揭示出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人们的生活深处依旧所延续着的文化精神双重底色。
 

　　一、基于意象的诗歌史定位

　　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诗“起源于在宁静中被回忆起来的情感”，胡丘陵的《八十三个乡亲》便由现实经验与情感回溯共同打造。如果要鉴赏之，首先需要从汉语新诗的乡土文学史中予以考察，亟需辨析的则是“村庄”与“乡村”这两个概念。因为在日常语境中，两个词似乎可以互换，但在文学评论中，它们对应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村庄”指向更具体的地理空间，是一种可被命名、辨识、追忆和召回的具体的生活场域，它有道路、池塘、田埂、祠堂、屋舍、农具等等承继自祖辈延续至后代的痕迹；“乡村”则更接近一种文化社群的概念，与小镇、城市等并列，指向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人际关系结构与生产生活形态。所以，读这部诗集最好首先抓住‘村庄’这个核心，只有先从诗学史层面把握胡丘陵的立足点，才有后续对其文本的深刻理解。因为他所真正讴歌的，并不只是具体或抽象的乡村生活，而是一个具有内部肌理、人物谱系和记忆密度的村庄世界。
　　更准确的说，胡丘陵的《八十三个乡亲》真正所写的也并非一个在客观现实中存在“村庄”，反而是经过主观提炼，被赋予价值与情感的“村庄意象”。因为现实中的村庄，可以被地图标注、被社会学描述，但文学中的村庄意象，则被美学化，其承载着的是诗人对乡土精神的怀缅。借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文学所承认的乃是“现实的层次性”，因此《八十三个乡亲》中的村庄，并不是现实村庄的简单摹写，它既来源于现实经验，又超越现实经验，成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诗性存在。
　　若将《八十三个乡亲》放置在现代文学史中“村庄意象”的历史演变中品鉴，其意义会显得更加清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村庄也常常被书写，比如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邵雍的“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等等，它们常常散发出道家式的宁静、和谐与自足，寄托着文人内心关于隐逸生活的逍遥情节；但五四以后，村庄意象开始出现明显分化，一路趋向破败、仓惶、萧索、荒凉，另一路则朝向诗意化的乡愁，表现为宁静、温馨；逮到延安文学时期，村庄则更多服务于时代的需求，蒙上某种模式化或政治化的色彩，表现为整齐、明朗、丰收、乐观；不过“文革”之后，尤其是在新时期文学以来，村庄逐渐平稳化，演变为地域文化、自我身份与精神返还的重要符号，许多作家和诗人借由书写村庄来试图抵抗现代性的焦虑，寻找心灵上的安宁。正是在这一文学史的谱系中，《八十三个乡亲》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位置：它既没有停留在古典式的田园想象，也没有简单重复五四以来的荒村叙事或温情乡愁，更没有将村庄处理为整齐划一的价值样板，而是在具体人物的命运展开中，使村庄重新获得了泥土性、原生性和地域性的审美内涵。
　　希尼认为，诗歌所建立的秩序，应当既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内在生命的法则。因此可以说，胡丘陵的《八十三个乡亲》真正要处理的，不只是“乡亲”这一概念，更是人物背后的村庄所代表的一种文化，以及这个文化在当代世界如何被诗歌重新发现、重新表达与重新阐释。
 

　　二、以“乡亲”为基重建“村庄”的诗性结构

　　《八十三个乡亲》最为直观的特质，是它不以宏大叙事入手，或者先勾勒村庄的整体面貌，而是随着一个个种藕的、推鸡公车的、放鸭的、养鱼的、篾匠、石匠、木匠、补锅匠、铁匠、裁缝、接生婆、赤脚医生、乡村教师、保姆、老板、县长、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百岁老人、给人殓尸的人，逐渐显露真容的。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连续登场，不仅达成建筑学意义上的匀称之美，更让整本诗集的行文结构稳健而均衡，并令《八十三个乡亲》显露出“人物志”的特征。种藕的胡良风，手像两节瘦瘦的莲藕，孔洞通向童年；推鸡公车的胡良雅，与那辆独轮的鸡公车彼此照应，仿佛一生都在其中；乡村教师胡才方的粉笔灰则像提前十年落下的寒霜，轻轻一抹就将一生的清苦、岁月的侵蚀与精神的坚守融为一体。可以看出，胡丘陵并不追求人物的传奇性，而更在意如何通过细节让他们活过来，也即通过降低新诗创作中的异质性与跳跃性，来让村庄自然而然地生长。
　　借由这自然而然的逻辑，与其说《八十三个乡亲》将村庄重新还原为一个具有内部秩序的生活共同体，不如说《八十三个乡亲》解蔽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乌托邦。在这个村庄中，从未孤立的人们各自承担着角色和功能：有人种田，有人治病，有人接生，有人教书，有人修补器物，有人负责红白喜事，有人走向外界，有人漂泊异乡。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共享同一条永不断裂的根，即《篾匠胡良倍》中所写：“祖父的手指，在他的竹节里开裂。”除此之外，《接生婆赵诗枝》一文同样袒露了共同体内部的隐性的文化记忆，诗中的“她用双手，在羊水的溪流中打捞沉浮的月亮/用笑声，接出一个村庄的/第一声啼哭”，将接生动作仪式化，而“苦楝树下甜蜜生长的胎盘”则浪漫化为群体之间的纽带。在该诗的后半部分，当胡丘陵描写了现代医院对传统接生的取缔时，赵诗枝变成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被遗忘的血盆”。此处的转折极具震撼力，暗示着曾经托举新生的人，如今被时代迅速边缘化、游离化。这与《种藕的胡良风》的结尾“开发商要收购他整片倒影”具备异曲同工之妙，即胡丘陵不是纯粹感怀式的诗人，而是始终试图在勾勒时代变迁中的隐痛。
　　也正因为这些人物写得实、立得住的人物，整部诗集才没有落入空泛抒情，才搭建了独树一帜的不拘泥于抒情概念的美学表达，即它没有概念或者理念先行，而是歌颂对象主动地撑起了作品的情感与重量。其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城市化的迅速推动，村庄渐渐被镂空为景观。人们谈论村庄时，大多只剩下“返乡”“乡愁”“故园”“怀旧”等几个被反复咀嚼的大词，却少有关注于真实而繁复的细节。但这即是《八十三个乡亲》的一层价值——其对乡土诗歌创作的诗学贡献，即它不先从概念、情绪或者宏观叙述等进入诗歌，反而从个体生活的片段展开写作，一如莫言所言：我笔下的故乡不再是理想化的乐土，而着力呈现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正因如此。正因如此，《八十三个乡亲》的文本结构才得以夯实，这部诗集里的村庄意象才具备不容置喙的厚度，因为它不再是一幅供人遥望、供人追缅的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身临其境地由真实人物支撑与奠定的真实生活。

 

三、在村庄意象中践行的文化守望

　　正如艾青在《与青年诗人谈诗》中所言：“生活、想象、真实的世界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来思考。”这三者其实构成了一位诗人的诗性本身，生活提供经验，想象趋向美学，真实的世界作为基石，而它们一同构成的则是人文底色，这便解释了《八十三个乡亲》的第二层价值，即其文化价值，主要体现为对村庄这一社会组织的文化的细心贮存。而达成这种文化守望的媒介，则是文本中多元而具体的器物。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有句饱负盛名的断言：只有事物，没有概念（No ideas but in things），《八十三个乡亲》便完美贯彻了这一理念。胡丘陵从未主动“说教”，反而让篓子、锄头、粉笔、教案、鸭绒、煤油灯、莲藕、烟叶、当归等反复出现的意象自觉发生。这些日常性的意象作为器物的一面，代表真实；作为文学符号的一面，提供见证。由此，它们将泥土性、原生性和地域性紧密标志起来，不只是背景或者构建乡村气息的写作技巧，更是人物精神与生活方式的外在延展。比如在《推鸡公车的胡良雅》中，鸡公车的命运即是人的命运，“鸡公车和人一样，也怕痛/鸡公车一个轮子/他也是一条道，走到底”。而当“鸡公车躺在城里/博物馆的展厅”时，可以意识到，真正被陈列的也不只是一件旧农具，而是一整套日渐退场中的乡村生活，于是诗中的人物才会“紧握空拳”去看它。《种烤烟的胡才闲》与《放鸭人胡良月》则更清楚地提示了器物与个体的生活智慧与身体经验的紧密关联。前者写“祖祖辈辈种烟的家族/定了谁也不准抽烟的家规”；后者写“暴雪，突袭结冰的稻田/他用体温，焐热坚硬的鸭绒”，都是通过某种器物展示各自的历史。尤其《种烤烟的胡才闲》结尾“烟田，将挺直的他/卷成一根，弯弯的/过滤嘴香烟”一句，一方面刻画出个体在时间中损耗，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通过这样的笔触，胡丘陵将乡土文化丰盈到人的肉身、人的职业、人的经验当中，让文化与生活成为一体两面。
　　除此之外，《八十三个乡亲》的文化守望还包括对文化记忆的铭记。长久以来，村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生活共同体，依赖的除了地理性的群居，也依赖人与人之间那套在交流中稳固的交往逻辑，即每个人在村庄的谱系中各安其位。在这个视角下再进入《八十三个乡亲》可以发现，有人给五保户挑水，有人借米接济邻里，有人守着过时的手艺，有人在漏雨的教室里备课.....诗中的每个人物未必做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事，却始终恪守自己的位置，让朴素的共同体得以维系。通过这些细节，胡丘陵披露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阐释的伦理内涵，责任、互助、分寸、体面与情谊，并将之一并浓缩进《借米的婶婶赵诗下》中的那一句，“竹筒的米粒堆成一个小山坡。”
 

　　四、在个体命运中达成的精神唤回

　　艾略特曾指出，诗并不是情感的任意宣泄，而是对情感的超越。《八十三个乡亲》的可贵正在于此，它没有直接呈现普通人的苦难，而是通过节制而凝练的意象所串联的一个个故事，使个体遭遇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共鸣。这即是《八十三个乡亲》的第三重价值——精神唤回。胡丘陵一改过往对英雄叙事或宏大主题的关注，在他笔下，那些象征普通人的乡亲们的生活大都困苦，很多人被贫困、劳累、疾病、衰老、漂泊所围困。然而，恰恰在他们身上，让中华文化最动人的精神得以彰显。
　　这种精神的内核所在，即是宁折不弯的生命韧性。《双目失明的李子颂》便是极好的例子。胡丘陵借由“失明”这一生理缺失，将听觉、触觉和记忆转化为新的“看见”，于是，“竹竿，是她的眼睛”。在文化记忆理论中，阿斯曼夫妇指出，身体是最强效的记忆媒介之一，它的影响是通过长时间的习惯、无意识的积淀和暴力的压力产生的，因此其同时具备牢固性和不可支配性，比如文身、伤疤、残缺、特征、创伤等等都属于身体范畴。胡丘陵在此处便意识到这一点，通过身体缺陷的持续在场，更能反衬出李子颂对生命的热忱，尤其是诗的结尾，“只有她的眼睛/看到的，全是阳光”，便直白袒露出反向书写的韵味，令生理上的苦难转化为精神上的坚强。这种生命韧性在《乡村教师胡才方》《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胡佐尽》《在外地当县长的胡佐东》等作品中同样明显，正是透过他们内在的撕扯与回望，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方被立住。在《在外地当县长的胡佐东》一诗的结尾，“面对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他是一棵茂盛的大树/面对一个只有一千人的村庄/他是一根小草”，则将一个人对双重身份与双重情感的敏感化作一束炬火，无论是否背井离乡，无论是否遭逢苦难，人永远不能被打到。
　　其实就写作技法而言，这部著作有一个鲜明特点，即胡丘陵善于把叙事与抒情打碎融入到意象之中，因此，很多诗都带有明显的故事性，体现在人物的一个生活片段中的具体行为。而故事化的写法很轻易地便能将读者带入到文本之中，读者会很自然地生出了解下一个“乡亲”的阅读自觉来，由此消弭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胡丘陵又精湛于在适当位置写出足以画龙点睛整首诗的句子，比如“心脏背面，长出/当归的根须”，让诗意如开闸之水一般从诗歌内部涌出，直接冲击着读者的精神世界。所以，胡丘陵的《八十三个乡亲》始终通过故事感与真切地现实经验的保持紧密联系，让读者沉浸其中，同时又凭借诗歌固有的凝练与光泽，照亮、滋润读者的精神世界。
 

　　五、结语

　　胡丘陵借由“乡亲”们构建了一个“乡村”，后者作为地点，一方面即是文化记忆的主体，一方面又是回忆发生的载体，同时更保有超过人之记忆之外的记忆，也就是世界记忆。而地点之所以具备上述功能，阿斯曼夫妇的解释一针见血：它们不仅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总的来看，《八十三个乡亲》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地点”，就像《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边城》里的边界小镇、托尔金笔下的中土世界。同时，胡丘陵又以平实、克制而饱含深情的语言将之娓娓道来，从而将那些容易被时代忽略的人们重新带回诗歌中央，让乡土文化可以被感知、被理解、被沉思。所以说，《八十三个乡亲》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从普通人的生活内部窥见并召回了时至今日依旧未曾断裂的乡土文化，它既为村庄留形，也为人物留神；既让文化记忆得以延续，也让当代读者得以返乡，即在字里行间，再次触摸到泥土中所蕴藏的那份深沉而恒久的文学力量。若用弗罗斯特的话来评价，好的诗歌始于欣悦、终于智慧，而胡丘陵这部诗集所抵达的，正是由乡土情怀通向精神认知的这一过程。

　　（张铭洋，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载《文学天地》202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