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内心的秩序与自由
——中国(新时代)十大女诗人深圳研讨会发言
2026-04-02 作者:施施然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诗人,画家,《中国女诗人诗选》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各位同道,以及促成今天这场诗意相聚的朋友们:
感谢大湾区文联和香港女作家协会、《女也》杂志的盛情。在这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奇妙的时空折叠,我们从不同的城市赶来,带着各自的人生与诗歌,汇聚在这片充满可能性的湾区,诗歌不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而成为一种流动的诗意盛宴。大湾区生活着许多我所熟悉的优秀诗人,感谢诗歌,让我们在深圳与香港的灯火之间,辨认出彼此眼中同样的光。
对我而言,写诗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诗歌是内心的秩序与自由,是我们与世界万物建立联系的精神途径。我始终觉得,这种“自由的需要”,恰恰是诗歌发生的原点。在世界的另一端,战争仍未止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着人类生存的空间。而在这一切喧嚣与规则之外,诗歌,仍为诗人守护着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真诚面对内心,以及善恶与良知的领域。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内心都保留着温软而极致的部分,诗人将其呈现出来。我们写诗,不仅是语言的技艺,同时也以文字唤起他者对等的心灵感受。诗歌的价值不仅是抒发自己、记录生活,还在于实现生命的连接,将个人体验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经验,最终抵达另一个心灵,完成一次次“我”与“你”的相遇。
回顾我这些年写下的诗,总体来说,可归结为几类:呈现心灵现场的思考与痛点的诗、城市诗歌、和行吟诗歌。但多数时候,这些元素会聚集在同一首诗中。比如获得2020年中国十大女诗人奖的《戒律》一诗,诗歌的语境发生在斯里兰卡的丹布勒石窟寺,诗里走动着说僧伽罗语的僧人,然而异域的色彩只是表象和背景,最终表达和呈现的,仍是我在遭际中感知到的彻悟。
我在编选《中国女诗人诗选》的同时,读过很多女诗人的作品。我发现女性诗人往往会更敏锐地捕捉住那些微妙、矛盾的情感瞬间。但这份温软,并非柔弱,而是一种开放的感知力,一种对生命本真的贴近,她们深入幽微之处,敢于触及灵魂的痛感、黑暗与高度,形成了女性诗歌中既坚韧又富有弹性的精神质地。
在诗歌界,女性诗歌常被拿出来单独讨论,但于创作者而言,这更多是一种他者视角。以我为例,当我写作,我并未带着“女性身份”的自觉,只是自然地呈现内心对外界的映照。有评论家称我的作品是“超越性别的写作”。同时,我也看到有些写作者宣称是“无性别写作”,好像“女性诗歌”就弱于男性,其实这是一种谬误。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女性主义是强势的,她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中方方面面对待女性的不公,比如就业、升职机会、资源上的分配等,因此她们强调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机会,在写作中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反而是部分反对“女性主义”的写作者,对这些客观存在感受迟滞,甚而视而不见独善其身。我这样讲是基于我的客观观察,虽然我自己的写作是脱离这些立场与主义的。
事实上,世界上最强的那些女诗人女作家,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女诗人,比如露易丝.格丽克、赫塔.米勒、波伏娃、伍尔夫、安妮.埃尔诺等等,都是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诗歌写作中的女性意识,我觉得主要表现为一种灵魂的觉醒,她们反对几千年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规训和定义,敢于锐利地表达出自己的观察、思想和主张,同时不排斥抒写身体的真实感受,包括衰老与疼痛。一切围绕“我”为主体,而非社会默认的“女性应该怎样”。性别是客观存在,坦然接受,比回避更重要。一个女性,她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去感受一切,如同一个男性,永远无法理解女性的生育和心理环境。
新诗百年,女性写作从未缺席,却常常在历史的聚光灯外默默耕耘。今天,当我们放眼周围,会发现女诗人早已不是“被观看的风景”,而成为重塑风景本身的力量。我们不仅书写和质疑,更在不断拓展书写的边界。大湾区这片土地,以其特有的开阔与包容,诞生了不少优秀的诗人,也见证着这种探索的最新脉动,相信今天的讨论,会像一粒种子,在我们未来的写作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感谢大湾区文联和香港女作家协会、《女也》杂志的盛情。在这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奇妙的时空折叠,我们从不同的城市赶来,带着各自的人生与诗歌,汇聚在这片充满可能性的湾区,诗歌不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而成为一种流动的诗意盛宴。大湾区生活着许多我所熟悉的优秀诗人,感谢诗歌,让我们在深圳与香港的灯火之间,辨认出彼此眼中同样的光。
对我而言,写诗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诗歌是内心的秩序与自由,是我们与世界万物建立联系的精神途径。我始终觉得,这种“自由的需要”,恰恰是诗歌发生的原点。在世界的另一端,战争仍未止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着人类生存的空间。而在这一切喧嚣与规则之外,诗歌,仍为诗人守护着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真诚面对内心,以及善恶与良知的领域。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内心都保留着温软而极致的部分,诗人将其呈现出来。我们写诗,不仅是语言的技艺,同时也以文字唤起他者对等的心灵感受。诗歌的价值不仅是抒发自己、记录生活,还在于实现生命的连接,将个人体验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经验,最终抵达另一个心灵,完成一次次“我”与“你”的相遇。
回顾我这些年写下的诗,总体来说,可归结为几类:呈现心灵现场的思考与痛点的诗、城市诗歌、和行吟诗歌。但多数时候,这些元素会聚集在同一首诗中。比如获得2020年中国十大女诗人奖的《戒律》一诗,诗歌的语境发生在斯里兰卡的丹布勒石窟寺,诗里走动着说僧伽罗语的僧人,然而异域的色彩只是表象和背景,最终表达和呈现的,仍是我在遭际中感知到的彻悟。
我在编选《中国女诗人诗选》的同时,读过很多女诗人的作品。我发现女性诗人往往会更敏锐地捕捉住那些微妙、矛盾的情感瞬间。但这份温软,并非柔弱,而是一种开放的感知力,一种对生命本真的贴近,她们深入幽微之处,敢于触及灵魂的痛感、黑暗与高度,形成了女性诗歌中既坚韧又富有弹性的精神质地。
在诗歌界,女性诗歌常被拿出来单独讨论,但于创作者而言,这更多是一种他者视角。以我为例,当我写作,我并未带着“女性身份”的自觉,只是自然地呈现内心对外界的映照。有评论家称我的作品是“超越性别的写作”。同时,我也看到有些写作者宣称是“无性别写作”,好像“女性诗歌”就弱于男性,其实这是一种谬误。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女性主义是强势的,她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中方方面面对待女性的不公,比如就业、升职机会、资源上的分配等,因此她们强调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机会,在写作中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反而是部分反对“女性主义”的写作者,对这些客观存在感受迟滞,甚而视而不见独善其身。我这样讲是基于我的客观观察,虽然我自己的写作是脱离这些立场与主义的。
事实上,世界上最强的那些女诗人女作家,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女诗人,比如露易丝.格丽克、赫塔.米勒、波伏娃、伍尔夫、安妮.埃尔诺等等,都是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诗歌写作中的女性意识,我觉得主要表现为一种灵魂的觉醒,她们反对几千年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规训和定义,敢于锐利地表达出自己的观察、思想和主张,同时不排斥抒写身体的真实感受,包括衰老与疼痛。一切围绕“我”为主体,而非社会默认的“女性应该怎样”。性别是客观存在,坦然接受,比回避更重要。一个女性,她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去感受一切,如同一个男性,永远无法理解女性的生育和心理环境。
新诗百年,女性写作从未缺席,却常常在历史的聚光灯外默默耕耘。今天,当我们放眼周围,会发现女诗人早已不是“被观看的风景”,而成为重塑风景本身的力量。我们不仅书写和质疑,更在不断拓展书写的边界。大湾区这片土地,以其特有的开阔与包容,诞生了不少优秀的诗人,也见证着这种探索的最新脉动,相信今天的讨论,会像一粒种子,在我们未来的写作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202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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