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自在论”生态诗学观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生态问题和困境，迫使我们必须以新的生态文明观为引领探求未来的出路。作为“时代报信人”的诗人，在“大变局”中感应天地万物，回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点探求诗歌何为，随着一批先驱诗人的“生态转向”，生态诗歌应运而生，他们以绿色的生态话语回应当代严峻的生态问题和人类的生态实践，并从精神意义上重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之境和未来梦想。生态诗歌的探索和实践也在呼唤中国本土产生的“生态诗学”和从本原上生成的诗歌审美原则的出现。这便是“万物自在论生态诗学”理论的当代背景和语境。
从中国古典哲学源头上看，老子《道德经》中就有“自然”这个概念，与“自在”意涵相通。“自然”一词在《道德经》中出现了五次，基本字面本义为自己如此，核心意涵为自己而然、无外力强制，是道的本质与万物的本真状态，并非指现代意义的“自然界” 。“自在”作为一个固定词语，直到汉代才出现。目前可考的最早出现的典籍是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成书时间为公元1世纪末。具体出自《汉书·王嘉传》：“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 这里的“自在”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意思，偏指行为与心态的自由状态。《后汉纪·光武帝纪三》(东晋袁宏著，约370年)中记载“因共扶盆子带以璽綬，盆子号泣，不得自在。” 这里“自在”语义与《汉书》中相同，强调无拘束的状态。
我积一生所学，聚三十载生态诗歌书写经验，化繁为简 ，拈出“自在”二字以命名，具性自足，从而形成“万物自在论”生态诗学体系。作为“万物自在论生态诗学”中的“自在”，融合了道家“自然”的原初思想与汉语自在一词“无拘无束”的意涵，它对这个词的汉语原生语义进行了哲学升华，融合《道德经》“自然”思想中“万物自生自化”的内核，赋予其新的生态哲学内涵，是对传统概念的现代创生性转化。它由“心”回到“物”，从本原上确认自然万物自生自在的演化状态，这不是一种静态的陈述，而是动态的整体性呈现。
我们的生态诗学观，从“万物自在论”出发，并以此为整个诗学体系的思想基石和本质内核。所谓“万物自在”，就是万物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各有价值，并构成共生共在、彼此关联的生命共同整体。自然万物自有其生存节律与价值逻辑——与我们的利益评判完全不同的自然尺度，无需以人类为中心定义其意义。自在，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源。本来自在，本应自在，此为自然大道。
万物自在，自适其性。这个“性”，是本性、自性，是万物自身具足的，不由人的主观认定。即如西晋郭象所言“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独化于玄冥之境”，其“块然而自生”。郭象的观点彻底摒弃了外在主宰的观点，确立了“万物自为本”的本体论。万物自在，本是共生共存的自在。各适其性、各安其位，是万物自在的价值尺度与秩序依据。唯有顺应万物自性，方得大自在。
而矛盾悖论贯穿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过程。现实常常不自在，不自在到尖锐的程度，就是不和谐、矛盾对立，造成危机、灾难，人类又会回过头来应急调整。但总体上是走向尖锐对立，造成剧变，严重失衡。可能自然又会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人类社会的灾祸与悲剧。这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如果只有进化发展观没有生态观的制衡，就会失控，加快悲剧的到来，类似于只踩“油门”，没有“刹车”，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自在与矛盾相伴而生，构成的内在张力与制约关系应统一于动态平衡，这是“万物自在论”的核心要义。当代生态文明的实践，正是致力于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
从生态观的根源来看，就是要确认万物自在。“像大山一样思考”，才能认识大山里所有有机物、无机物的生态价值，认识到万物关联的网络系统。唯有人的行为不逾越、不过度，顺应自然并让自然成为自然，才能维系动态系统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儒家“天地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伦理观等更贴近生态哲学的本质。但传统哲学是相对静态的思维模式，它需要实现现代生态观的话语转换，与现代生态现状及实践对接，从而形成具有现代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生态理论，从自性具足、共生共在、动态平衡的三重维度建构生态本体论的基本框架。
这便是我们的生态诗学本质论，它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并呼应西方哲学，包括深层生态学、过程生态学、整体主义生态观的有关思想进行系统性重构。提出“万物自在论”这一概念，不是照搬传统和西方，而是具有创生性的理论建构，与“以物观物，拟物叙事”观构成完整的生态诗学体系，从而完成生态危机语境下的诗学转向。
“万物自在论”是生态本质论，“以物观物”是生态认识论，“拟物叙事”是创作实践论。三者思想脉络和内在的逻辑关系表现为：
一、“万物自在论”确立生态诗学的价值原点。它明确以“呈现万物自在本真”重构生态诗境为创作旨归，走出以人为“主宰”的自然工具化书写“窠臼”。
二、“以物观物”，打开新的生态认知通道。“以物观物”思想发轫于先秦道家思想源头，北宋理学家邵雍为其定名立说，王国维先生以“无我之境”诠释“以物观物”，赋予了它中国诗学“境界论”的价值，而在生态诗学中可以转化为生态认识论的核心路径 。具体表现为以自然的“尺度”感知生命和存在，在生态诗歌创作中以“在场体验”为起点，实现视角、感官、心态的“物性转换”。
三、拟物叙事，探求生态诗性转化。以“以物观物”为前提，依凭创作者自己的同理心，进入人与自然共在共生的自在场域，以“拟物”的而不是传统的“拟人”方式进行言说，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主体间”构建新的生态审美和生态诗歌话语形态和方式，在物本叙事的悖论语境中探求突围的可能。
在长期的创作探索中，以“万物自在论”为核心的生态诗歌，由书写人的“自然”转向呈现物的“自在”，在传承古典自然诗学与现代生态性表达之间寻找路径，已逐步形成批判性、体验性与梦想性的三重审美特质。其批判性反思生态危机根源唤醒对自然的敬畏，体验性突出“在时在地在场”的生命质感呈现，梦想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这三重特质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构成了生态诗歌的审美内核。由此，便形成理论的整体逻辑闭环，构成一个源于传统、合于现代、归于创作的生态诗学体系。
我们的生态诗学观，可概括为三句话：万物自在，以物观物，拟物叙事。这是环环相生，由自在本原到自在认知再到自在言说，最终回归自在本质的诗意还原过程，也是我们生态诗学观的精髓所在。